It i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doi.org/10.36253/978-88-5518-260-7.08

温州社会经济发展与移民文化变迁——以瑞安桂峰乡移民为例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Wenzhounese migrant culture throughout time: the case study of Guifeng (Rui’An)

Yan Xiaopeng, Zhao Yinyin

Abstract: With China’s economic opening, and in particula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he economy and the society of Wenzhou have been characterized by an enormous development.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s occurred within Wenzhounese migrant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nzhounese society. The current contribution takes the case of the village of Guifeng (Rui’An, Wenzhou) as an example in order to analyze different historical step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nzhouese migrant culture. By describing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migration from Guifeng it will be possible to summarize the reasons at the basis of Wenzhounese migrant culture, and by examining the new trends in migration from Guifeng it will be possible to trace the future tendencies of Wenzhounese migrant culture.

Keywords: migrant culture, development of Wenzhou, crucial changes, future developments.

摘要: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有了重大飞跃，然而对于温州移民文化的变迁与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并不多。本文以温州瑞安桂峰乡移民为例，分析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温州移民文化特点，通过探讨桂峰乡移民的总体状况总结温州移民文化形成的原因，通过观察桂峰乡移民的新动向探讨温州移民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移民文化；温州发展；时代变迁；未来发展.

温州是全国著名侨乡，据温州市2014年侨情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有68.89万名温州人遍布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温州是浙江省海外华侨最多的城市，占全省海外华侨总人口的34.1%，在海外的浙江华侨中，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温州人。温州海外移民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其中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是温州人在欧美的主要聚集地。在温州的各县、市、区中，海外华侨华人最多的是文成县，共计16.86万人，其次分别为瑞安市16.00万人、鹿城区12.08万人、瓯海区11.98万人。本文主要以温州瑞安桂峰乡移民为例，探讨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与移民文化的变迁。

1. 温州移民文化的发展特点

温州的华侨华人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年间，温州人周伫到高丽经商入仕并定居，成为温州人移居海外的先驱。但在新中国成立前，温州只有3.5万华侨华人，改革开放前增加至5万人，改革开放后的新侨是温州华侨的主体，占总人数85%以上1。近代以来，温州海外移民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由于物质条件匮乏、社会政局动荡，部分移民出于生计被迫向海外迁移；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由于国家政策的改善，前期移民财富聚集，出现“以一带十”“以一带百”的家族性海外移民现象，移民聚集效应开始显现；进入新世纪后，老移民通过艰苦奋斗积聚了财富，改善了自身和家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推动了二、三代移民的相继外迁。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新移民中更多的人选择向国内大中型城市迁徙，出现海外移民逆向迁移现象。

据统计（郑育友，٢٠٠٠），截止到2006年，瑞安桂峰乡有华侨5663人，占全乡人口的54%，分布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十四个国家，而意大利就有4017人。归侨、侨眷1391户，占全乡总户数92%。桂峰乡位于瑞安市西北部，有瑞安的“西藏”之称。全乡辖7个行政村，区域面积33.3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151亩，基本水田1934亩，旱地1243亩，山地面积48000亩，宜林山地43000亩[1]。农村经济以种养业为主，劳务、手工为副。桂峰乡境内峰峦起伏，可谓是山连山、岭叠岭的山乡。由于全乡地处高山峻岭之中，可耕作面积极少，且农作物又以番薯为主。乡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高山头，过着较为艰难的贫困生活。

据记载（郑育友，٢٠٠٠）桂峰乡自1915年至1999年，在这长达85年的历史中，曾出现两次出国热；第一次是一战后至1923年8月，桂峰乡掀起移居日本做工、行商热，人数达183人；第二次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10年时间内桂峰乡出国人数就达2399人，大多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从长达80多年的移民发展历史来看，其外迁的基本阶段与温州移民的变迁基本相同。

1.1 桂峰乡海外移民的第一阶段（1915-1949年）

桂峰乡乡民出国始于1915年。当时有河上垟村的胡雪章和赵兰贵两人到日本谋生。此后，有291人相继移居海外，其中去日本的183人，其余分别去法国、荷兰、德国、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西班牙、意大利等20个国家谋生。

1915-1949年间桂峰人出国原因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方面的因素，更有文化方面的因素，其中经济因素是根本原因。从经济方面来看，桂峰乡山区面积广大、耕田有限，留守桂峰乡的部分群众甚至无法满足个人生活基本所需，为了满足生存，桂峰人不得不出国谋生。从社会方面来看，二十世纪前50年的中国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是桂峰人在这个时期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民党统治时期，为扩充兵源，到各地强行抽丁拉夫，部分青壮年农民为了躲避抓壮丁而被迫出国做工、谋生。从文化方面来看，桂峰乡紧邻今文成县和青田县，尽管地处偏僻，但一段时期内曾是两地木材运输的必经之地，受文成“李山文化”的影响颇深，偏僻而贫穷的山区桂峰农民在文成、青田亲戚朋友的文化影响下很早就有人出国谋生。

1.2 桂峰乡海外移民的第二阶段（1949-2000年）

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桂峰乡海外移民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桂峰人大多以旅游、探亲、婚姻、劳工输出等方式出国，出国原因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一，继续受周边青田、文成等县出国华侨的影响，利用沾亲带故关系走出国门。其二，出国继承父辈产业或家庭团聚的人增多。桂峰华侨在海外艰苦创业，许多人积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实业有所发展，需要解决帮工紧缺或财产继承问题，因此，他们选择带自己的家属或房族、亲属出国。其三，形成华侨大家族。这种大家族中一旦有“先锋移民”出现，就带动了一系列的“连锁移民”。这种“九族”血缘出国互带的情况，是桂峰华侨在国外绵延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其四，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初，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到国外发展的机会多、成功率高，因此，到国外经商、留学的人员日益增多。

1.3 桂峰乡海外移民的第三阶段（2000年-现在）

自二十世纪初期至今，大部分移居海外的桂峰乡人民，通过出国实现了就业和赚钱的目标，改善了自身经济条件使得其社会地位亦有所变化，并推动其二代、三代相继迁出。此外，同乡同村亲戚连带帮助大规模裙带迁出成为桂峰乡出现大量海外移民的重要推动力。桂峰乡下属名村河上垟村、元底村在当地非常有名，其中河上垟村是著名的华侨村，华侨足迹遍布欧美。除向国外移民外，随着中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部分移民选择向国内中心城市迁徙，在欧债危机后，一部分旅欧华侨出现移民回流现象，他们的回流目的地大多是中国国内中心城市。

2. 温州移民文化的形成要素

早期，温州“三少一差（ 人均耕地少、国家投资少、资源利用少、交通条件差）”的内部环境推动着初期温州人民迫于生计向外迁移。温州本土经济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严重紧缺，自然资源、交通条件等先天资源的匮乏严重限制了温州经济的发展繁荣，为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温州人很早就开始摸索“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外向型”经济的指引下，温州人通过辛勤劳动积累原始资本，建立“温州商会”，凝聚温州精神，打造温州人经济网络，开创独具特色的“温州模式”。广大温州人开始逐步在海外落地生根，温州移民文化也由此形成。

桂峰乡地处偏僻、土地资源稀少，突出的人地矛盾、恶劣的自然条件，再加上某些社会动荡的因素，成为桂峰乡农民外出寻求生存十分重要的“推力”。此外，移民海外的“拉力”不仅具体化为高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华侨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国外宜居的都市生活方式和城市魅力，也是吸引桂峰人走出国门的重要因素。

2.1 社会资本在桂峰乡移民历史中的作用

侨乡通过已定居移民、信息网络和人情互惠提高移民操作的成功率及获益率的能力，是一种社会资本(李明欢，2005)。桂峰乡社会资本的运作，使其大批乡民踏上跨国迁移之路。桂峰乡侨乡社会资本的运作，既有其现代性又富有传统性。1949年前通过亲戚朋友的带动出国谋生，极少以“银元”来回报，而更多的是以“免费”或“廉价”为带其出国的人“打长工”的方式作为回报，这种方式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知恩图报”的色彩，这种“重情感、厚仁义”（徐华炳，2012）的人际文化深深扎根在桂峰乡侨民的心中。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下，以“劳务运输”的方式被带出国门的费用少则要10来万，多则要18万左右，并逐步形成健全的“移民市场”。在这种社会资本的作用下，一个海外移民通过20年的时间能带出200-300名族人、姻亲和朋友到海外谋生，其本人也成为这个大家族的“族长”，这样的“族长”在桂峰乡不止一个。长期以来形成的海外关系网络、紧密的海内外社会关系网络，成为桂峰乡人民向外流动的重要推动力。

2.2 桂峰乡移民海外的路径依赖

制度经济的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受到旧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变迁轨迹或路径依赖的影响。路径依赖效应认为：旧制度的创立会出现“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选择”的制度变迁轨迹依赖现象，使人们更加重视初始制度的选择。同时随着旧制度的成长而伴生依附旧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组织，进一步强化现存制度和阻碍制度创新。桂峰乡的海外移民，具有典型的路径依赖特征。桂峰乡的“先锋移民”运用其社会资本为其族人、姻亲、朋友建立一整套“制度化移民海外”的模式，并得到了乡亲的认同和接受。比起前往国内城市打工、经商等，移民海外成为桂峰乡农民最便捷的改变命运的手段，并且渐渐地桂峰乡乡民只认同这种移民海外的方式。尽管移民海外并没有让所有的人致富改变命运，也有一些人在海外颠沛流离，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和组织的作用，人们依然前仆后继地选择了移民海外。移民海外依然是农民最青睐的改变命运的发展道路。

2.3 桂峰乡移民海外模式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

桂峰乡移民海外模式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是系统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宏观层面的因素诸如桂峰乡的政治状况、控制移入移出法律规章等。在桂峰乡的百年移民历史中，1949年前的社会动荡就是迫使桂峰人移民海外的宏观层面上的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打开国门也是桂峰人移民海外的宏观层面上的因素。微观层面的因素包括移民人口自身具有的资源、知识和理解力。从桂峰乡的移民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家族的信息网络和相互扶持的渠道，以及这些移民与家乡家人和朋友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促使桂峰乡出现“群体性移民海外”现象的重要推动力。如，在潜在的移民中，有关意大利等国的知识和“社会资本”——可以利用的人际关系或家族资源会使该国成为备受推崇的一个目标国家。从桂峰乡的移民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连锁移民现象（亲戚朋友的出国互带）导致华侨大家族的形成。

2.4 物质基础在桂峰乡移民历史中的作用

移民文化的物质基础是侨汇、侨屋、侨捐。桂峰乡国内常住人口1513户3742人2，侨汇是其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他们把家乡廉价的土特产加上亲情邮寄到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同胞们将他们在国外辛辛苦苦赚来的外汇寄到家里补贴家用。出于光宗耀祖和眼球效应等原因，桂峰乡许多华侨在家乡盖房，甚至建造豪华别墅，这些中西合璧或完全西式的别墅在侨乡产生示范效应。桂峰乡华侨华人捐资兴建公益事业是桂峰乡的一大亮点，桂峰乡华侨华人成为“侨乡教育事业、慈善公益事业、经济发展”（张小绿，2008)的重要开拓者和建设者。这些物质层面上的事实对移民文化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物质层面的变化带来精神层面的变迁。桂峰乡农民的价值观中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在海外赚了多少钱，给家里汇了多少钱，在家乡捐了多少钱，在家乡建了什么样的房，有没有把亲戚朋友带出去，有没有把父母亲带出去玩，下一代培育得怎么样等。李明欢（١٩٩٩）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温州侨乡存在的“炫耀性消费”和“相对失落感”。这些价值观直接影响桂峰乡的移民文化，在精神层面强化了“移民海外是硬道理”的意识，这种移民文化既有农民摆脱贫困追求幸福生活的渴望，更有中国传统文化追求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同时也存在着盲从和攀比的小农意识。也正是在这种物质基础上形成的移民文化推动温州人在改革开放后选择前往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谋取生机和新的财富。

移民文化在桂峰乡移民历史中起到重要作用。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社会变迁既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又特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既指社会变化的过程，又指社会变化的结果。桂峰乡近百年的移民历史，使其从一个偏僻贫困的农村，转变成一个社会和谐、生活富裕的侨乡，并形成独特的侨乡移民文化。这种移民文化是动态的，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也正在催化这一移民文化的变迁。

3.温州移民文化的未来发展

与老一代华侨不同，新移民大多以追求优裕的生活和自身发展为目的，他们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这不同于近代华侨那种效忠祖国、落叶归根的观念。新生代移民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他们生长、生活在国外，他们想方设法积极参与、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尽管这当中存在许多障碍，但加入当地国籍，落地生根，谋求发展是新移民出国的主要动机；另一种是不再愿意像老一辈一样漂洋过海去讨生活，他们更愿意留在国内发展或选择两栖生存，国外生活对他们的吸引力正在发生变化。

新时代的移民文化尤其是逆向移民文化的产生为温州以及中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新时代的温州人秉承“敢为天下先”的温州精神，积极突破、勇于开拓。任伯强、韩纪江（٢٠٠٩）认为这种奋斗精神是一种脚踏实地、一往无前的务实理想主义，此精神转化为经济行为后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经济伦理，丰富温州本土人文精神。

3.1 温州移民向全球化发展

对于生活在海外的新一代移民，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冲击，虽然在文化认同上有所困惑，但新一代移民展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移民特性。一部分二代、三代移民经过数十年的融入，逐渐适应居住国的发展，他们的子女因为从小生活在当地，已经完全被当地文化所同化，并融入到当地社区当中。中文在部分国家已经沦为侨二代、三代的第二、第三语言，新移民中不乏“香蕉人”，耳濡目染的西方文化已经扎根在他们的内心，西式教育与西式思维让他们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格格不入，跨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希望在当地落地生根。部分移民选择通过与居住国所在国民通婚以融入当地社区和社会，融入所在国成为他们及下一代的的需要。此外，新一代移民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所在国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参与社会生活逐步融入所在国的主流文化。同时，新一代移民也更愿意参与到所在国的政治生活中，努力在当地政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发表自己的想法，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移民再生重组成为新时代背景下部分移民的选择，温州移民逐渐在全球各地安定下来。

3.2 温州海外移民的逆向迁移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欧洲部分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整体形势不容乐观，温州移民逐渐开始回流，逆向移民文化初显端倪。部分温州海外移民发现国内市场逐步开放、中国与世界接轨并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他们开始选择在国内尤其是上海、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运用原有资本进行投资发展。对于生活在国内的移民后裔，亲身经历中国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国外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力逐渐削弱。此外部分侨民作为留守侨胞长期生活在国内，这些移民后裔对于家乡的感情深厚，依赖目前生活环境，不愿意改变现有生活状态，不愿体验老一辈移民在海外的艰辛生活。同时，近年来国内侨务政策不断变革，出台了许多为移民后裔也提供很多优惠和便利的政策，提供了促进其在国内发展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他们留在国内发展的意愿。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世界各国为控制疫情采取了不同的举措、面对疫情做出不同的努力，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以及广大海内外华侨华人的抗疫行为也对温州海外移民对中国的看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部分海外移民在反对疫情歧视、为中国发声、讲好中国故事的道路上，通过进一步走近中国、了解中国，对自己的祖（籍）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尤其是新一代移民，在新时代新背景下，新生移民借助信息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他们有了在云端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诸多机会。面对中国的强大和繁荣，新时代逆向移民趋势已初现端倪。

3.3 温州移民的内外互动

现代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广大华侨华人提供了在世界各地密切联系、加强沟通的手段和途径。云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广大海外移民有更多机会通过线上办公指导工作，通过更及时有效的方式了解国内资讯，掌握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新动态，在第一时间作出选择。移民的内外联通、互动更为便捷，出于经济、文化等相关利益的考量，部分移民借助自己的双母语、双文化优势，辗转在祖籍国与居住国之间，内外流动形式多样，移民多样化逐渐延展开来。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出现了崭新的移民文化现象。孔飞力（٢٠١٦）认为中国移民的目的国有了更多的选择，一些曾经长期实施排华政策的国家也逐步放宽对中国新移民的限制。世界范围内的新移民，在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拥有更多选择，移民方向和途径更加个性化、多样性。全球化的推进为广大移民提供了摆脱地域束缚的可能性，尽管当前新冠疫情的爆发暂时阻止了全球范围内移民的内外流动，但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各国各地区逐步解封、国际航班逐步恢复通行，我们认为内外互动趋势不可阻挡。

4. 结论

桂峰乡移民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移民文化特点，桂峰乡作为温州重要的海外移民地之一，其移民文化现象的变迁折射出温州移民文化的动态发展受到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温州移民文化既是静态的，更是发展的，是一种扬弃性的文化；既是物质的，更是观念的，是一种多层面的文化；既是中国原乡的，又是全球他乡，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根在本土，形塑于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从对桂峰乡移民文化变迁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温州社会经济发展与移民文化变迁的关系中蕴含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之间的融合、中华文明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乡土意识与人类文明之间的融合。

参考文献

瑞安市桂峰乡行政地图,<http://www.cntics.com/xzmap/gf8kl.html> (08/20).

郑育友.桂峰华侨志[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 11.

李明欢. “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5 (02): 40-51.

徐华炳.区域文化与温州海外移民[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2 (02): 44-52.

张小绿.华侨华人慈善捐赠和侨乡发展——对瑞安市桂峰乡华侨华人的调查和分析[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04): 17-22.

李明欢.“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J].社会学研究,1999 (05): 85-95.

任柏强,韩纪江.移民与区域发展——温州移民社会几个问题的思考[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2 (01):1-6.

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3.

1 温州市2014年侨情调查数据。

2 瑞安市桂峰乡行政地图, <http://www.cntics.com/xzmap/gf٨kl.html>(٠٨/٢٠).